1978年3月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次公布少年班的招生名单，李政道在美国得知后发来祝贺。首批21名学生中，平均年龄仅14岁，最小的才11岁。这个有着深远影响的教育尝试，其初衷可以追溯到四年前的一次谈话。1974年5月，李政道与妻子秦惠䇹回到中国，首站是复旦大学。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，李政道对复旦的所见感到忧虑。尽管校园内充满了工农兵学员的政治热情，但很多学生由于长期参与劳动，导致基本科学知识的掌握不足。

李政道并未止步于感慨，而是写下了《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》，直言基础科学教育中的问题。他认为，一个国家不能只关注短期的应用，还必须保持一支小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。他设想建立一个早期选拔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机制，类似于芭蕾舞演员的训练，从年轻学生中发现潜力，并进行系统的教育。若到成年后再补习基础知识，可能会错失思维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机。

这份建议很快送到了周恩手中。5月24日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李政道夫妇，并邀请他们讨论科学人才培养的看法。会议中的分歧迅速聚焦在“少年起步”的问题上。有人质疑：“五十岁就不能开始了吗？”李政道则指出，基础科学的研究效果在年轻时往往更为显著，这一对话触及到了当时教育理念中的一个矛盾：培养人才应该等待成熟，还是主动发掘早期潜力？

周恩来询问李政道是否面临阻力，而李政道坦言可能会遇到困难。科学教育需要长期的投入，效果不易立刻显现，尤其在当时的环境中，为少数学生提供稳定专业训练，本身就是一大挑战。

几天后，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李政道，虽然他的身体状况不佳，但谈话中仍展现了他一贯的敏锐之处。得知李政道来自上海后，他通过轻松的玩笑拉近了距离，并随后谈到了基础理论问题。他认为理论与实际密不可分，并通过逻辑的例子形象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在提到翻译唐闻生时，毛泽东幽默地说：“凡是人都要死，唐闻生是人，所以她要死。”并提到曾建议她改名为“唐闻死”，只是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雅。虽然这一段玩笑并不是谈话的重点，却缓和了气氛。接下来，他们讨论了包括“宇称不守恒”等物理问题，毛泽东对加强科学教育表示支持，同时认可了李政道提出的尽早发现和培养科学人才的方向。

然而，这一切的落地还需要教育制度的配合。1978年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了少年班，面向全国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少年学生。21名学生年龄分布非常特殊，最小者11岁，平均年龄14岁。这一班级不仅仅是提前课程，试图在基础知识、思维训练和科研兴趣之间探索新的培养模式。

李政道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发来了贺电：“人才代出，创新当少年；桃李天下，教育数科大。”从一次参观后的建议书到关于科学的深入对话，再到少年班的成立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，但清晰地展示了基础科学的根基往往要从早期的培养开始。